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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尺道

 

一条古道,从历史的深处走来,走了二千二百多年。

公元前250年,在稳定了对巴蜀的统治后,秦孝文王开始经营巴蜀以南地区。李冰——就是那位因修筑都江堰而造福万民,遗荫千秋的蜀郡太守,又承担了开修僰人道的任务。僰人道起自僰人道县,溯横江而上,直抵传说中蜀帝杜宇的故乡——“川中纵广五六十里,有大池泉水的千顷池”即后来的朱提、今天的昭通。石门若堵,绝壁如削,工程极为艰巨,智慧的李冰想出了积薪烧岩的办法。那时的横江沿岸,最不缺的就是树林。出了积薪烧岩的办法。那时的横江沿岸,最不缺的就是树林。采伐一片树林,堆积于坚岩之上,点燃一把火,烈焰腾腾、火火熊熊,大火炙烧过后,坚硬的岩石变得酥松脆弱,开凿僰人道的工程得以顺利进展。据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记载,李冰积薪烧岩,坚硬的岩基上留下了赤、橙、黄、黑、紫的斑纹,从上游朱提江顺流而下的鱼类,都被倒映于江水中五彩斑斓的岩影吓住了,“至此而止”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又过了20多年,秦统一全国后,为了进一步略通云南,又派常頞把李冰修筑的僰人道向前延伸至建宁,全长达一千多公里。由于山高谷深,河川纵横,施工难度大,道路宽仅五尺,故称“五尺道”。

“汉兴,闭蜀故徼”。公元前135年,汉武帝又采纳唐蒙的建议,通夜郎,置犍为郡,“发巴蜀卒治道,自僰人道直指牂牁江。”《水经注》记述更为详细。”汉武帝感相如之言,使县令南通僰人道,费工无成,唐蒙南人斩之。乃凿山开阁,以通南中,迄于建宁,二千余里,山道广丈余,深二三丈。“史书上称这条道路为“南夷道”。期间,建置了朱提(今昭通)、堂琅(今巧家、会泽及东川一部)、存阝鄢(令宣威)、汉阳(今威宁)、南广(今盐津)等5县。“五尺道”、“南夷道”枢纽的昭通成为最早、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,成为早期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在昭通、鲁甸先后出土的“蜀郡千万”、“蜀郡成都”铁锄,“南夷长史”铜印,是秦汉之交昭通与中原、巴蜀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。

隋造偏阁桥梁,史载语焉不详,大概只是对“五尺道”作了些修整的工作。唐贞元十年,南诏归唐内附,“其时,节度使尚书左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,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,开路置驿。”对“五尺道”又进行过较大规范的修整。清乾隆间,为舒缓铜运艰难,开浚关河航道,整修沿岸水步道,“五尺道”一线更成为滇东北与外界交流的主要通道。

从历史的深处走来,走了二千三百多年,“五尺道”上留下了历史前进的足迹。许多重大的事件在这里发生,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在这里演出,许多著名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对世事盛衰的惊讶与叹息。公元225年,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大姓的叛乱后,经“五尺道”班师回成都。袁滋册南诏,更无疑是通朝聘。烟雨僰人道深,麾幢汉仪盛。途经五尺险,水爱双流净。上国洽恩波,外臣遵礼命。离堂驻驺仪,且尽樽中圣”。民族团结、民族和睦,史鉴昭昭,有石门关前的题名摩崖恒久永存。元世祖至元年间,马可·波罗的云南之行也在“五尺道”上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从威宁入昭通至大关,从大关骑行12天抵宜宾,这位意大利人对沿途所见“环墙之城村甚众”,“其人形色虽褐而不白晰,然甚美,善战之士也”有极深刻的印象,在他那部著名的游记中对所见所闻留有客观而美好的记录。明万历初,四川巡抚曾省吾镇压川滇边区少数民族反抗苛政的斗争,写了一首《经石门道》,诗云:“石门不容轨,聊舍东西徙。古木盘石下,寒流夹岩呼。路犹疑虎穴,村已通鱼洼。九折宁非险,清时自坦途。”曾巡抚为镇压群众而来,心里是不会踏实的,“清时自坦途”的祈愿不过是一种不安的情绪表达。清末举人周楚留不在仕途,无官身之累,他在“五尺道”感受到的是另一种情致。“老鸦滩畔水弯环,铁索桥横第一关。商贾尽多滇蜀客,人民不别汉夷闲。盐船乱接石头路,巡署斜撑市外山。笑我自非题柱客,倒骑驴背且回还”。何等悠闲。大理赵藩走进“五尺道”的时候,还在川南盐茶道任上,还没有题写成都武候祠那副千古绝唱的名联,但忧济元元之心却不稍宽懈,见贩夫走卒负荷艰辛,便禁不住黯然神伤。“负铅人去匀盐回,筋力唯供一饱材;汗雨频挥支柱立,道旁看尔心为哀。”

“五尺道”从历史的深处走来,走过了二千三百多年。有不变的存在——唐袁滋题名摩崖,“皇木”晋京、京铜外远的碑刻,石门关前残留的39个深深的马蹄践踏的痕迹,不解之谜的僰人悬棺……。但更多的是日新月异变化的现实在谱写着新的历史:一条213国道彻底改变了“五尺道”的空间和时间概念,从昆明到宜宾,朝发而夕至,而正建设中的内昆铁路,将承载着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“五尺道”走得更远。汉碑、晋墓、唐摩崖、过山洞遗址、马厂遗址、野石遗址、大龙洞、望海楼、清官亭、黄连河……一路走去,明光璀璨,物华天宝,云南最早、最充分接受中原文化,并为滇文化的繁荣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朱提文明,会让每一个巡游者感悟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。